日前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县域经济课题组正式发布《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（2018）》。报告在全国近2000个县域经济单元中遴选出400强样本县（市），根据地区生产总值、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三项标准进行比较分析，并对备受关注的房地产问题做出专题报告。

报告认为，县域经济增速总体呈现回升态势，但是分化更加明显。就房地产市场而言，报告指出，县域经济体商品房销售总体增速放缓，房价破万元县（市）显著增加，结构分化明显，房价收入比整体上升。同时，样本县（市）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呈现普遍快速上升态势，部分县无节制供地推盘，导致库存升高，在全国房地产市场转入调整阶段后，将面临库存高企、风险陡增的局面。长期看，县（市）处于城市化末端，房地产市场发展空间较小，一旦受外部传导或政策影响，需求或供给出现波动，库存与房价很容易出现大起大落。

县（市）发展的不平衡还体现在很多方面。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在12月4日发布的《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》显示，县（市）经济规模差距扩大，江苏领先、辽宁垫底，神木市、迁安市、如皋市、余姚市首次跨越千亿大关，GDP超千亿县（市）增至24个。

24个千亿元成员中，江苏省（市）达到9个，山东5个，浙江4个，湖南3个，福建、陕西、河北各1个，分别是昆山市、江阴市、张家港市、常熟市、晋江市、宜兴市、慈溪市、长沙县、浏阳市、即墨市、丹阳市、太仓市、宁乡市、龙口市、诸暨市、荣成市、义乌市、滕州市、胶州市、神木市、海门市、迁安市、如皋市、余姚市。

报告根据地区生产总值、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三项标准，在全国近二千个县域经济单元中选择出400 强样本县（市），作为分析研究比较的基础。报告构建了县域经济竞争力和投资潜力指标体系，对2018年400个县（市）的经济竞争力和投资潜力指数进行了实证研究。

全国县域经济研究课题组组长吕风勇表示，区域经济发展态势发生逆转，东部调整初步完成，中西部调整有所加剧，中西部发展主要靠投资驱动，对消费品增速有一定的抑制。

报告显示，2018年综合经济竞争力十强县（市）中，有8个是长三角地区的县（市）。十强县（市）分布为：昆山市、江阴市、张家港市、常熟市、太仓市、义乌市、长沙县、慈溪市、宜兴市和龙口市。

此外，在全国综合竞争力百强县（市）中，全国百强县（市）分布17省（市），苏浙鲁三省百强县（市）数目达65席。江苏百强县（市）占25席，与上年持平，浙江和山东百强县（市）分别占21席和19席，浙江与上年持平，山东则减少2席。河南、福建百强县（市）也较多，分别占8席和6席。湖南和贵州各占3席，河北、内蒙古、安徽、广东和陕西各占2席；辽宁、江西、湖北、四川和云南各占1席。山西、吉林、黑龙江、广西、重庆、青海、宁夏和新疆都无缘全国综合竞争力百强县（市）。

吕风勇表示，通过前十强和前百强排名可以看到，地域之间的差异非常大，形成沿海和内陆的两个极端，长三角地区出现了扩散效应，区域头部地区带动效应明显，但是河北省则存在虹吸效应。

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还体现在财政和教育上。排名靠前的县市，东部地区财政收入不降反升，公共服务能力更强，基础教育竞争力也是东部和中部较强，东部与西部较弱。

但是在教育方面，则有一个问题需要关注，百强县小学在校生占常住人口占常住人口比较较低，只有6.65，低于400样本县（市）7.16的比率。吕风勇认为，这表明百强县的外来人口较多，但子女入学却存在困难。

报告还公布了2018年全国投资潜力十强县（市）：金堂县、嘉善县、界首市、固安县、德清县、新津县、灵武市、闽侯县、平湖市和慈溪市。投资潜力排名第1位的是金堂县，第2位的是嘉善县，第3位的是界首市。金堂县、嘉善县、界首市其中，金堂县、界首市、德清县、固安县、新津县也是上一年度投资潜力前10名。

2018年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县（市）：散布19省，浙江投资潜力百强县（市）数目最多。浙江投资潜力百强县（市）数量最多达到27席；其次是安徽和江苏，分别占15席和13席；河南占6席，四川占5席，福建、湖南、贵州和云南各占4席，河北、山东和广东各占3席，江西和湖北各占2席，吉林、广西、陕西、宁夏和新疆各占1席；山西、内蒙古、辽宁、黑龙江、重庆和青海都无缘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县。山东只有3个县（市）进入投资潜力百强县（市），相对53个样本县（市）比例明显偏低。

报告认为，县域经济的脆弱性决定了其更容易受房地产市场波动的影响，特别是人口增长的有限性甚或是净流出，也决定了其即使在房地产市场火热的情况下，去库存问题也一刻不容忽视。

2017年，受到货币化棚改政策下沉、乡村投资开发热潮等因素的影响，部分县域城镇房地产市场库存迅速下降，房价上涨较快，房价超万元县数量迅速增加。长期看，县（市）处于城市化末端，房地产市场发展空间较小，随着开发量的再度增长及销量的进一步回落，库存或将重新回升。

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，报告指出，三大地区中，西部地区样本县（市）债务负担最大，中部地区样本县（市）最低。分省份看，主要受其近年来大规模投资的推动，贵州样本县（市）呈现“双高”特征，即高债务率和高负债率，债务负担最重；主要得益于广东对全省债务规模的严格管理，广东样本县（市）债务水平最低。报告还发现，综合各种衡量方法，约有15%左右的县（市）债务水平都超过了警戒线，如果考虑到无法完整统计的隐形债务以及样本选择可能存在的偏差，这一比重会更高。需重点压缩专项债务的规模，特别是明确和控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风险源。

报告建议，要实现中国乡村的振兴，就要对一系列的方针政策进行重新审视，如区域均衡发展，在中西部地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；扩大县权，扭转县域相对大中城市的竞争劣势；加速城市化进程并稳步推进村落撤并；通过产权改革渐次推动宅基地自由流转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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